
1955年,左宗棠曾孙女左景范紧握教鞭,同一时刻李鸿章孙辈正忙着海外投资:谁的抉择,让后人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?
001、
1955年的长沙,夏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。
周南附小的教室里没有电扇,木窗大敞着,热风裹着知了声一阵阵涌进来。左景范站在黑板前,左手握着教鞭,右手的粉笔停在半空,指尖沾满了白色的粉末。
她在黑板上写下一个“人”字。
粉笔与黑板摩擦的细小声音,淹没在孩子们稚嫩的跟读声里。这个三十六岁的女教师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袖口卷到手腕,露出一截细瘦的小臂。她的眼睛不大,却亮,扫过教室时,每个孩子都觉得她在看自己。
下课后,有年轻老师问她:“左老师,你家祖上是左宗棠大人吧?怎么还在这儿教书?”
左景范笑了笑,没说话。她把用剩的粉笔头装进一个小铁盒里——那是她多年的习惯,再短的粉笔也舍不得扔,攒起来,磨一磨还能用。
同一时刻,地球的另一边,太阳刚刚落山。
香港半山的某栋别墅里,李家的一位后人正在宴请宾客。水晶吊灯把餐厅照得如同白昼,长桌上摆着银质烛台和进口的法国红酒。客人里有英国人,有美国人,有穿西装的银行家,有戴珍珠项链的太太。他们谈论着曼哈顿的房产、伦敦的股市、瑞士的账户。
主人殷勤地给客人斟酒,手腕上那只百达翡丽在灯光下闪了一下。
这顿晚餐的花费,够左景范数年的薪水。
这两个场景之间,隔着太平洋,隔着八千公里,也隔着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。而将这两个场景联系在一起的,是同一座朝堂,同一个时代,两个并肩站过的大臣——左宗棠和李鸿章。
一个的曾孙女在长沙的小学教室里握着粉笔头,一个的孙辈在世界的资本版图上买地置业。这样的分野,是谁的选择?
002、
让我们把时间往回拨八十年。
1876年,兰州。
六十五岁的左宗棠站在校场上,看着眼前的三千湘军子弟兵。他们已经剃了光头,穿了短褂,背上背着长枪和干粮袋。即将开始的,是一场长达数千里的西征——收复新疆。
这一年,左宗棠的年纪,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该退休了。他患有疝气,骑马时要用布带把腹部紧紧勒住。他的牙齿掉了大半,吃饭只能吃软烂的东西。他的左眼患有白内障,看东西模糊不清。
但他还是亲自挂帅。
出征前,他做了一件事:让士兵抬着一口黑漆棺材,走在队伍最前面。
那不是做给人看的。他给家人写信说:“西事艰险,衰躯未必能返。棺木随行,省得后人折腾。”
左宗棠一生节俭,死后的丧事也不想麻烦人。但他对国土,却从不吝啬力气。
英国人在这个时候跳了出来。他们一边支持盘踞新疆的阿古柏政权,一边向清政府提议:把新疆南部划给阿古柏建国,作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。
恭亲王奕訢有点动心。他把这个提议转给了左宗棠,想听听前线的意见。
左宗棠的回信只有一句话:“英人欲剖新疆而噬之,吾以老命保之。英国可以割自己的国土,或印度的一部分,但大清寸土不让。”
他没有骂人,但每一个字都像刀子。
那一年,左宗棠带着那口棺材,走进了茫茫大漠。
与此同时,三千公里外的北京,李鸿章正坐在书房里,翻看着一份关于新疆的奏折。他的眉头皱得很紧。
在他看来,新疆“乃化外之地,赤地千里,无甚富源”。花大把银子去收复一片荒漠,不如把钱省下来建设海防。他在奏折里写道:“新疆不复,于肢体之元气无伤。”
两个人,两个判断。
左宗棠看到的是疆土,李鸿章算的是账目。一个认为“寸土必争”,一个主张“弃守边陲”。他们的分歧不只是政策之争,更是对这片土地的态度之差。
而态度,是会遗传的。
003、
左宗棠的西征,是一场硬仗。
没有军费,他就自己筹。他向各地商号借款,向外国银行借贷,甚至把自己家里的房产和田地都抵押了出去。胡雪岩帮他张罗银两,从上海的钱庄里一笔一笔地挪。
有人问他:“左大人,你就不怕万一失败了,家产全没了?”
左宗棠说:“家产没了可以再挣,土地没了,后世子孙去哪里挣?”
他不怕失败,怕的是后人骂他。他给儿子写信说:“我平生以责任为重,不以成败为念。新疆不复,我死不瞑目。”
李鸿章也在为钱发愁。但发愁的方向不同。他主张把西征的军费挪到海防上去,用来购买洋枪洋炮,训练新式水师。他觉得把钱砸在新疆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,是浪费。
两人的矛盾在朝堂上公开化。
李鸿章的门生、南洋大臣刘坤一在奏折里暗指西征“劳师糜饷”。左宗棠的门生、陕甘总督杨昌濬当场驳斥:“新疆是大清领土,何来糜饷之说?”
慈禧太后坐在帘子后面,听两边争得面红耳赤。她最后拍板:新疆要打,海防也要建。但银子就那么多,怎么分?
李鸿章开始动手了。
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势力,不断削减西征军的军费。他授意户部官员,以“国库空虚”为由,拖欠左宗棠的饷银。他甚至暗中运作,让胡雪岩的银号陷入困境,断了左宗棠的财路。
左宗棠在前线等银子,等来的却是胡雪岩破产的消息。
他站在大营外面,看着西北的天空,很久没有说话。然后他回头对部下说:“没有银子,也要打。哪怕把棺材卖了,也得打。”
那场仗,打了整整一年。
1878年1月,左宗棠的军队收复和田。阿古柏服毒自杀,新疆重回大清版图。
消息传到北京,李鸿章沉默了。
但真正的较量,还没有结束。
004、
1884年,中法战争爆发。
这一次,两个人的立场彻底对立。
左宗棠力主出战。他在奏折里写道:“胜固当战,败亦当战。宁死于战场,不辱于和议。”
李鸿章主张息事宁人。他给慈禧太后递了密折:“法国船坚炮利,我水师未成,战则必败。不如早和,保全大局。”
前线在打,后方在谈。
黑旗军和湘军在镇南关大胜法军,歼敌近千人,缴获大量枪炮弹药。这是中国军队在近代史上少有的大捷。
李鸿章却在天津和法国公使巴德诺悄悄谈判。
1885年6月9日,《中法新约》签订。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,开放云南和广西通商。仗打赢了,条约签输了。
左宗棠得到消息时,已经病重在床。
他挣扎着坐起来,要人把条约全文念给他听。听完后,他久久没有说话。然后他让人拿来纸笔,给朝廷写了最后一封奏折。
那封奏折写得极慢,每写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喘气。他的手在抖,笔在抖,但字迹依然端正。他写道:“此为中国强弱一大关键……和约既成,遗恨平生,不能瞑目。”
这是他写给历史的遗言。
写完这封奏折,左宗棠的病势急转直下。三个月后,他在福州病逝,终年七十三岁。
死前,他让人把那口从新疆带回的棺材抬到床前,摸了摸棺材盖上的木纹。他对身边的人说:“我这一生,对得起这片土地。后人如何,就看他们自己了。”
李鸿章活得更久。他活到了1901年,活到了签订《辛丑条约》的那一天。
那一年他七十八岁,头发全白,背驼得厉害。他坐在谈判桌前,在列强的条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那一笔,划得极长,像一根被拉断的弦。
签完后,他吐了一口血。
有人问他:“中堂大人,您签了一辈子的条约,哪一个最难?”
李鸿章没有回答。
但历史替他回答了:每一个都难。难的,是卖国的名声,是后人的骂名,是无论签多少次都无法改变的命运。
005、
两个人的死,相差十六年。
左宗棠死的时候,留下的遗产不多。他在湘阴老家的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,没有扩建过。他在长沙城里有一处小宅,是当年做官时买的,也旧了。他在甘肃做官时开垦的几千亩荒地,后来都分给了当地农民。
他给子孙留下的,只有几箱子书,和一句话:“读正经书,做正经人。”
李鸿章的遗产,多得惊人。
据史料记载,他死时留下的私产超过四千万两白银。他在安徽合肥、上海租界、天津租界都有房产,有的地方半条街都是李家的。他在国外的企业里也有股份,名字挂在别人的名下。
这些财产,后来分散到了李家后人手里。
有人算过一笔账:四千万两白银,按当时的购买力,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?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那是一笔足以让几代人不愁吃穿的财富。
左宗棠的后人,什么都没有得到。
但他们得到了另一样东西。
006、
1920年代,长沙。
左宗棠的孙子左念恒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。他的同班同学里,有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。
左念恒不太爱说话,喜欢一个人待在图书馆里看书。他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,袖口磨破了也舍不得换。但他每次考试,成绩都在前几名。
毕业后,他没有去做官,也没有去经商,而是回到湘阴老家,办了一所小学。
有人问他:“你爷爷是左文襄公,你怎么不去京城谋个差事?”
左念恒说:“爷爷说过,读正经书,做正经人。教孩子读书,就是正经事。”
他的弟弟左念谦,去了长沙明德中学教书。那是一所私立学校,薪水不高,但左念谦一教就是三十年。他的学生里,后来出了不少名人,有科学家,有教育家,有革命家。
左家的第三代,延续着这条轨迹。
左景伊,左宗棠的曾孙,考上了清华大学。他学的不是文科,而是化学。毕业后他留校任教,后来调到北京化工大学,研究金属防腐问题。
他搞出了一个定理,叫“左氏定理”,在国际材料学界很有名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申请专利,拿这个定理去赚钱。他说:“这是基础研究,应该属于全人类。”
左景伊的儿子左焕琛,学的也是医。他后来成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教授,还当过上海市的副市长。但他最喜欢的,还是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。他的课讲得好,学生们都爱听,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。
另一个曾孙左景范,就是1955年站在周南附小教室里的那个女教师。
她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,就一直教书。教小学,教语文,教数学,什么都教。她教过最调皮的班,也教过成绩最差的班。不管什么班,到她手里,一两年就变样。
有人问她有什么秘诀。她说:“没有什么秘诀。就是认真备课,认真改作业,认真对待每一个孩子。”
左景范的丈夫梁赐龙,也是老师。他是长沙明德中学的老教师,教了一辈子语文。退休后,有人请他出去补课,一节课给好几百块。他不去,说:“补课不如读书。我自己也要读书。”
梁赐龙说起自己的妻子,语气里满是佩服:“她这个人,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:教书。但她做得认真,做得踏实。她教过的学生,有的后来当了教授,有的当了工程师,有的当了医生。见了她,还是叫左老师。”
左家的人,好像都这样。不争不抢,不显山不露水,就在自己的岗位上,做自己该做的事。
他们不富裕,但都体面。
007、
李家那边,是另一番光景。
李鸿章死后,他的后人开始大规模地向外转移资产。他们把国内的房产卖掉,把钱存进外国银行。他们在日本有矿产账户,在美国有公司股份,在欧洲有投资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,李家的后人开始移居海外。有的去了日本,有的去了美国,有的去了欧洲。他们在国外买地置业,搞投资,做买卖。
其中最出名的,是“航空母舰三兄弟”:李家昶、李家景、李家曙。他们是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第四代孙,如今都定居海外。
李家昶做钢铁生意,在东南亚有好几家工厂。李家景搞房地产,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项目。李家曙做进出口贸易,和几十个国家有业务往来。
这三个人,身家都在亿以上。但他们很低调,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。网上搜他们的名字,出来的资料很少。有人想给他们写传记,他们拒绝了。
李家还有一个著名的后人:张爱玲。
她是李鸿章的外孙女,母亲黄素琼是李鸿章女儿李菊耦的女儿。张爱玲的小说写得极好,《倾城之恋》《金锁记》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,每一篇都是经典。
但她的人生,也过得颠沛流离。
她年轻时在上海红极一时,后来去了香港,又去了美国。她晚年独居在洛杉矶的一间小公寓里,很少出门,很少见人,每天吃罐头食品。1995年,她死在公寓里,几天后才被人发现。
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,是李鸿章的外孙。他一辈子没有正经工作,靠着祖产过日子。他抽大烟,逛窑子,把家产败得差不多了,最后穷困潦倒。
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,也差不多。他没有姐姐的才华,也没有姐姐的运气。他在上海待了一辈子,做过小职员,做过临时工,晚年靠姐姐的版税过活。
还有一位李家后人,叫李子嘉。他是李鸿章的孙子,母亲是英国人,是个混血儿。他继承了很大一笔遗产,但花钱如流水。他买跑车,买游艇,买别墅,包养情妇。钱花光了就卖地,地卖光了就借债。最后债主上门,他把最后一处房产也卖了,流落街头,贫病而死。
李家的后人里,不是没有成功的。但那成功,大多是用祖产铺的路。而那祖产,是怎么来的,每个人心里都清楚。
008、
有人说,左宗棠和李鸿章留给后人的,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遗产。
一种遗产是钱,是地,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。另一种遗产是精神,是风骨,是看不见摸不着但能传下去的东西。
哪一种更值钱?
从眼前看,当然是钱值钱。有了钱,可以买地置业,可以投资理财,可以让子孙过上优渥的生活。李鸿章的孙辈,有的住在纽约的豪华公寓里,有的在瑞士的雪山脚下有别墅,有的在伦敦的金融城里做着大买卖。他们出入有司机,看病有私人医生,孩子上的是最好的私立学校。
左宗棠的曾孙辈,住在普通的居民楼里,坐公交车上下班,在公立医院排队看病,孩子上的是附近的普通学校。他们一辈子挣的钱,加起来可能还不如李家后人一顿饭的花销。
但从长远看呢?
钱是会花完的。地是会卖掉的。投资是有风险的。祖产再大,也经不起几代人的挥霍。李子嘉就是一个例子。他继承了那么多钱,最后还不是穷困潦倒而死?
精神不会。
左宗棠的后人,没有继承到一分钱的遗产。但他们继承了“读正经书,做正经人”的家训。他们一代一代地读书,一代一代地工作,一代一代地做正经事。他们没有大富大贵,但每一个都活得堂堂正正。他们的名字,写在学术期刊上,写在学生的作业本上,写在医院的病历上。那些名字,不是靠着祖宗的余荫,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,一点一点挣来的。
009、
1955年,左景范站在周南附小的教室里上课的时候,她的一个远房亲戚,正在香港的码头上等船。
那个人也是左宗棠的后人,但和李家那边走得近。他要去美国了,船票早就买好了,头等舱。
码头上人很多,有送行的,有告别的,有哭的,有笑的。他站在那里,手里攥着船票,心里有点空。
有人问他:“你就这么走了,不想想以后?”
他说:“想什么以后?以后的事儿,以后再说。”
船开了,他站在甲板上,看着香港的灯火越来越远。他不知道,这一走,就再也没回来过。
他的子孙,后来在美国长大,不会说中文,不知道左宗棠是谁。偶尔有人问起,他们会说:“我祖上是中国人,好像是个大官。”
仅此而已。
左景范不一样。
她一辈子没有出过国。她去过最远的地方,是北京。那是有一年,她被评为优秀教师,去人民大会堂开表彰会。她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相,黑白的,笑得有点拘谨。
那张相片,后来一直挂在她的客厅里。有人来家里做客,问起那是哪里,她就说:“北京,人民大会堂。”语气里带着一点点骄傲。
她死的时候,是2008年。那一年中国办了奥运会,举国欢腾。她没有看到奥运会开幕,但她在电视里看到了。她指着屏幕上的鸟巢,对孙子说:“那是北京。我去过。”
她的孙子后来考上了大学,学的也是师范。毕业以后,也当了老师。
010、
1970年代,李家的后人在美国开派对。
那是一个圣诞夜的派对,在李家昶的豪宅里举行的。房子很大,光客厅就能容下上百人。圣诞树上挂满了彩灯和礼物,壁炉里烧着木柴,暖和得像春天。
客人里有华人,有白人,有黑人。他们端着酒杯,在客厅里走来走去,聊着股票,聊着地产,聊着新买的游艇。
李家昶站在人群中间,穿着定制的西装,戴着名表,笑眯眯地和人碰杯。他的儿子站在旁边,和几个年轻人聊着NBA。
有人问他的儿子:“你是哪里人?”
他的儿子说:“我是美国人。”
“祖籍呢?”
“中国。但我没去过。”
那个派对一直开到凌晨才散。客人们走了,李家昶坐在沙发上,看着窗外的夜色,忽然有点恍惚。他想起了祖父对他说过的话:“咱们李家,是大清的名门。你爷爷的爷爷,是一等侯。”
但他已经记不清,一等侯是什么东西了。
同一时刻,地球的另一边,左景范正在灯下批改作业。
那天的作业特别多,有五十多本。她一本一本地看,一字一句地改。改到最后一本,已经快十一点了。
老伴梁赐龙端了杯热茶进来,放在她手边。他说:“早点睡吧,明天还要早起。”
她说:“还有几本,改完就睡。”
她的孙女趴在一旁的小桌上写作业,写着写着就睡着了。左景范把她抱到床上,给她盖好被子。然后坐回灯下,继续批改。
那盏灯,亮到很晚。
011、
又过了几十年。
2015年,有记者采访李家的后人,想写一篇关于李鸿章家族的文章。
李家的人很客气,接受了采访,但不让拍照,不让用真名。他们说,家里的人都很低调,不想出名。
记者问起他们的生活。他们说,挺好的,在美国做生意,在全球各地有房产。记者问起他们的孩子。他们说,有的在读大学,有的工作了,都挺好。
记者问起他们对李鸿章的看法。他们沉默了一下,说:“祖上的事,我们不好评价。历史是历史,我们是我们。”
采访结束后,记者走在纽约的街头,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他说不清楚那是什么,只是觉得,这些人离他很远。不是地理上的远,是心理上的远。他们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,那个世界和这片土地,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。
与此同时,中国湖南,长沙。
左景范的孙女站在讲台上,手里拿着粉笔,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字。
她写的,也是“人”字。
她的学生跟着她读,声音稚嫩,却很整齐。她看着那些孩子,忽然想起了奶奶。奶奶当年也是这样站在讲台上,也是这样一笔一划地教学生写字。
她的手机里,还存着一张奶奶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上的奶奶,穿着蓝布衫,笑得有点拘谨。
她把那张照片设为屏保。每次打开手机,都能看到奶奶。
012、
左宗棠和李鸿章,是一道选择题。
他们站在同一个时代,面对同一个国家,做着不同的选择。一个选择打,一个选择和。一个选择守土,一个选择保财。一个选择把命豁出去,一个选择把账算清楚。
这些选择,不只影响了当时的战局,不只影响了后来的历史,还影响了他们身后的子孙。
左宗棠的子孙,没有钱,但有骨气。他们读书,教书,搞科研,做医生,做的是正经事。他们不富裕,但都体面。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,和这片土地共命运。
李鸿章的子孙,有钱,但离这片土地越来越远。他们移居海外,买地置业,搞投资,做买卖。他们富裕,但不一定体面。他们活在世界各地,和这片土地的关系,只剩下一个遥远的姓氏。
哪种选择更好?
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。每个人的答案,取决于他自己的价值观。
但有一点是确定的:选择,是有代价的。左宗棠选择了打仗,代价是他的后人没有钱。李鸿章选择了和谈,代价是他的后人没有根。
钱可以挣,根断了,就续不上了。
013、
1955年的长沙,夏天很热。
左景范上完最后一节课,回到办公室,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。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,是天津的哥哥寄来的。
哥哥在信里说,他也当老师了,教化学。他问妹妹,你那边怎么样?累不累?缺不缺东西?缺的话,我给你寄。
左景范看完信,笑了笑。她拿起笔,给哥哥回信。
她说,我这边挺好的,不累,什么都不缺。孩子们都很听话,有几个特别聪明,以后说不定能考上大学。
她写完信,把信纸折好,装进信封。然后站起来,走到窗前,看着窗外的操场。
操场上,一群孩子正在追逐打闹。阳光照在他们身上,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左景范站在那里,看了很久。
她不知道,八十二年前,她的曾祖父左宗棠,也曾在新疆的戈壁上站了很久,看着那支抬着棺材的队伍,一步步走向远方。
她也不知道,同一时刻,地球的另一边,她的那些远房亲戚,正坐在空调房里,翻看着财务报表,盘算着下一笔投资。
她只知道,明天还要早起,还要上课,还要批改作业。
那就是她的人生。
简简单单,清清楚楚。
参考资料:
《中国近代通史》(第十卷)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
左景伊著:《我的曾祖左宗棠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
宋路霞著:《李鸿章家族》,重庆出版社
邵纯:《晚清名臣的后人们》,《人民文摘》2012年第9期
人民网:《李鸿章家族后代现状 其中有三位亿万富翁》,2015年5月8日
红色文化网:《左宗棠与李鸿章:晚清外交史上的忠奸两极》正规的配资平台,2024年9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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